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智库建设，突出表现在：政府选定国内数十家研究机构作为高端智库重点扶持对象，同时鼓励学者通过写内参等方式参与政策制订。为鼓励学者参与智库工作，各大研究机构和高校纷纷出台配套措施予以激励，比如对决策咨询报告获得省部级以上采纳或批示的学者予以现金重奖或纳入职称评定标准。

     本届领导人大力建设智库的行动对许多中国学者是极大的利好。相比于国际同行，中国学者影响政策制订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在美国，尽管华盛顿D.C.的K街到处都是智库，看起来很繁荣，但是普通美国学者想要影响白宫的决策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们之间缺乏沟通渠道。反观中国，即使普通学者，如果一篇决策咨询报告获得采纳，那就有很大概率送到中南海里供领导人参阅。一旦领导人对报告作出肯定性批示，那么学者的建议就会转变成国家意志。同时，目前的激励机制给了许多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更多发展空间。由于出版部门对现实题材的敏感，很多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之前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并不尽如人意。比如涉藏的现实问题，要在国内公开出版专著和论文非常难，而以往在中国高校的生存法则是没有出版就等于死亡，这使得许多学者不敢把过多精力放在涉藏现实问题上，这与涉藏现实问题的重要性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而目前由于中央提倡智库工作，促使部分高校推出新规则，让内参算入科研成果，这让不少从事涉藏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多了一个可能，不必再靠公开出版也能在高校生存下来。

    因为中央的大力提倡以及对学者带来的实实在在好处，中国的智库行业这两年进入了井喷期。各地高校都在大搞智库建设，有建国家级智库的，有建省级智库的，还有建地市级智库的，可谓遍地开花了。然而，一个行业发展过快，往往也会带来不少隐忧。首先，中国目前的智库工作特点让决策咨询报告的合理性存在一定争议。中国学者影响决策的主要方式是撰写内参，而内参本身带有秘密性，不对外公开，所以内参的水平高低完全取决于领导人判断。如此，一份决策咨询报告从形成到成为长官意见，并没有经过充分讨论，而未经充分讨论的对策建议，一旦获得决策者加持，有可能会对实际工作带来一定负面作用。其次，现行的智库评价体系并不能促进智库工作者研究水平的全面提升。绝大多数递交给政府部门的决策咨询报告，对策性远高于学术性，这虽然满足了政府部门的需要，但这类报告很多情况下不需要大量注释和参考文献，写作门槛相对较低。同时，现在绝大多数高校考核智库工作成效最主要的指标是政府部门的采纳和批示，那么，这可能使得很多智库研究人员不愿意从事耗时稍长、门槛更高的基础研究，而这从长期来说对智库建设是不利的，毕竟学术研究是智库工作的基础。再次，缺乏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学者容易陷入纸上谈兵的境地。由于学术界和实务部门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很多为实务部门出对策建议的学者本身可能并不了解实务部门的工作特点和过往经验，有些建议要么不能适应实务部门的工作特点，要么就是一些实务部门已经在推行的建议。

     为了让智库建设更加良性地发展，中国有必要制订一些措施来部分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第一，政府部门应增加智库工作的公开性。很多决策咨询报告本身可能并没有被定为涉密，这些报告完全可以事先向社会公开，经由充分讨论，把利弊讨论清楚，再由决策者决定是否给予肯定性批示。政府也可以适当增加公开听取学者意见的渠道。美国国会及其下属委员会常常就某些议题举办公开听证会，若有必要，就会邀请该领域专家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这种方式，国会及其下属委员会甚至行政当局都能从中吸取专家学者的建议，又由于这种听证会的公开性质，使得“砖家”出现的几率相对较低。第二，智库本身应鼓励研究人员公开发布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报告。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研究报告属于低门槛产品。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从2003年起推出一个政策研究项目，旨在呈现学界对国内外重要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的思考。由东西方中心委托全世界相关领域的学者就许多热点议题撰写研究报告，并最终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开。东西方中心在遴选专家时，会主动寻找该领域真正的专家，并且研究报告的撰写严格遵循学术规范，这使得学界同行至少都会认可东西方中心及其智库学者的专业性。第三，智库单位，特别是高校，不应完全放弃对基础研究成果的考核。部分高校响应国家号召推出了刺激智库发展的举措，包括用智库成果代替论文成果。这当然对从事智库工作的研究人员有极大的激励作用，但同时也可能使得研究人员放弃基础研究，并大量跨界从事与自己并不特别擅长的领域。如果智库单位在肯定智库成果的同时，也对论文成果作出必要的要求，将使研究人员不会轻易放弃基础研究，并有助于他们把精力集中放在自己更为熟悉的领域，这从长期来看对学者、智库、政府三方都是有利的。第四，政府部门与智库单位之间应进一步深化合作，让更多学者可以到实务部门挂职锻炼，构建一套能进能出的“旋转门”机制。面对中国智库学者对政府决策正在发挥更大影响的现实，政府应该在现有试点的基础上，让更多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人员到政府部门挂职，熟悉政府部门工作特点，从而避免智库学者纸上谈兵。当然，这种“旋转门”机制的确立要以培养学者而非遴选官员为目的，防止学者进来却出不去或不想出去的尴尬。

（作者系四川大学西部边疆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