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中国严重侵害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为由，下令对中国展开调查，包括采取制裁措施，考虑适用《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按美国法律，此调查有360天追诉期)。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声明，将根据《美国贸易保护法》第301条款启动针对中国的调查，以判断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法律或经贸政策是否对美国企业造成歧视。

众所周知，美国40多年长期对华贸易逆差，为扭转局势，本届美国商人总统特朗普决定采取“特别措施”。美国商务部2017年2月7日公布的2016年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在商品贸易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这年美国全球贸易逆差为7343亿美元，中国为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占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47%。对第一贸易逆差大国都没有有效对策，美国又何以治乱于全球贸易、消除每年7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今日世界，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允许与另一国存在40多年的贸易逆差？

关于中美贸易逆差，有三个著名的假说：1、不平等贸易说。在40多年中国长期顺差、美国长期逆差之下，美国国会贸易赤字调查委员会于2000年11月发表了关于贸易逆差成因的调查报告。在他们看来，其成因主要在于美国与其它国家不平等贸易关系，如其他国家非关税壁垒、外国商品对美国倾销、外国政府对本国公司补贴、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条件，以及美国本国企业核心竞争力消失等。报告更多地是强调外部因素。2、孪生赤字假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主席费尔德斯坦强调财政赤字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决定作用，提出了著名的“孪生赤字假说”：在巨额财政赤字背景下，货币当局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不会为财政赤字融资，因此财政赤字会导致利率升高、外资流入、美元升值，从而产生了长期贸易逆差。3、真谛美国贸易逆差说。中国是一个转制市场经济国家，计划经济的惯性长期主导中国经济出口创汇。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上台后，美国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一样逐年扩大，2003财年达3750亿美元，2004年又猛增至4150亿美元，而2005年达到5210亿美元的最高记录。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2017年特别301报告》，把中国、印度等11个国家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美国先后5次将“301条款”打向中国。中美在知识产权方面争端由来已久，1990年美国曾将中国升级列为“重点观察国家名单”，并分别在1991年4月、1994年6月、1996年4月三次使用“特别301条款”对中国知识产权实施特别调查，最终通过谈判分别达成了三个知识产权协议。除了知识产权调查外，1991年10月，美国还对中国发起了市场准入的“301调查”，为期12个月，主要针对中国对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设置不公平壁垒问题，在1992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2010年10月，美国针对中国清洁能源政策措施启动“301调查”，最终也是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

美国“301调查”启怼中国，从表现看，40多年来中方对美贸易逆差堆积出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9998万亿美元（2015年11月份数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商业智慧与战略目标也非常清楚：将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贸易尽可能打平、缩小中国贸易顺差，致中国在全球的外汇储备、特别是第一大国际货币美元锐减，让中国在全球各国没有出手美元的“话语权”可用，致今天中国在全球经贸“话语权”大打折扣。

自从中美建交，贸易40多年至今生成两个极端：一端是中国顺差、美国逆差。40多年美国从来没有顺差一次，全球哪一个国家愿意这样下去？中国外汇储备最高时达3.998万亿美元，几乎全部来自于美国顺差；另一端是中国不从全球第一大货币美元那里获得外汇储备，还可以从哪一个国家取得？到2017年6月末，人民币只占全球货币市场份额1.89%，人民币不倚重美元全球化（每一天全球流通超过3.6万亿美元），还有其它货币可用吗？好在人民币已经加入SDR,与美元同为国际篮子货币，但这要有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一如新生幼儿从抚育、读书、工作，一步步成长。

背景知识 美国《贸易法》301分为“一般301条款”“特别301条款”及“超级301条款”。一般301条款即狭义301条款，提供了基本内容程序框架。在美国贸易代表认定不公平贸易情况下，可以采取以下报复措施：终止原贸易协定的适用；对该国商品施加关税或实施其他进口限制；迫使该国订立有约束力的条约。而特别301条框是将其效力延伸至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条款，超级301条款则主要针对贸易自由化重点国家。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对中国进行301调查，其中301条款的基本程序包括发起调查、调查发起后磋商、贸易代表裁定、措施实施、对外国监督、措施修正与终止、信息请求、执行等程序。而针对知识产权领域的“特别301调查”，大致程序基本一致：贸易代表应在收到申诉45天内决定是否发起一项调查，并在调查发起后6个月（复查9个月）内做出决定，贸易代表在决定后30天内采取强制报复行动。

 （作者系中国国家发改委《财经界》专家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