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是一面镜子，社会治理模式只是其表象。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新加坡成功的城市管理经验对中国具有哪些镜鉴意义呢？

新加坡给路边树建档案，折射出什么？

中国人很熟悉“档案”这个概念。直到今天，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份官方档案，和你荣辱与共，伴你生老病死。但在花园城市新加坡，每一棵路边的行道树都有自己的电子档案：树种、树龄、栽种地点、适合的土壤肥料、虫害记录、修剪情况、养护人员、养护记录等信息，都一目了然地记录在新加坡公园局的电子数据库里。

笔者曾请教新加坡公园局的育木师朋友，为何要将树木编档到如此详细。他说，新加坡降雨很多，热带的狂风暴雨经常会把生病的路旁树木吹倒。倒下的树木会造成交通阻塞甚至人员伤亡。我们的工作，不仅要让新加坡的树木四季常青，也要防止树木造成安全问题。因此，他带领其他育木师，每18个月对树木进行一次体检，病树、蛀树、超龄老树和树木的老枝枯枝都要及时清理，以减少树木造成的安全隐患。

如果有树木在狂风暴雨中倒下，负责的育木师们就需要对相关原因做分析报告，提交给上级，在总结经验教训后才能把这棵树销档。如果发现有人为疏失，负责人将受到惩罚。

无独有偶，笔者早先得知：一个中国南方省会城市的代表团到新加坡参观，对亭亭如盖的雨树和其他一些美丽的热带树种情有独钟，带队领导当场拍板引进。后来这些树木在一次寒潮后全部凋零，只能砍倒烧火，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说，一种一砍还给行人带来诸多不便。这种鲁莽决策本该予以追究并惩戒。

其实雨树并不是新加坡的原生树种，它是早年英国植物学家经过多年土壤和气候记录研究后，决定从中美洲引进东南亚的树种，同时期被引进的还有橡胶树等非东南亚树种。因为研究深入，这些树木在东南亚都存活得很好。和那些拍脑袋决策引入中国而死于气候不服的同伴们相比，命运可谓天差地别。

见微知著。新加坡从“花园城市”发展到“城市在花园中”，很多人惊羡不已，但不一定了解政府在背后进行的极其精细的长期规划、深入研究和精细管理工作。上面介绍的树木档案只是新加坡城市管理的一个案例，但读者应该能从中看出新加坡城市管理的严谨细致程度。

新加坡城市管理始于顶层设计

新加坡的精细化城市管理，是从极其细致的法律行政架构的搭建做起的。新加坡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法律法规极具系统性，对城市管理的所有方面都有立法，城市执法人员的每项工作都有法可依。除了立法，严格而精细的执法也让新加坡有“罚款城市”（fine city）之称。2003年某建筑公司擅自砍伐了国家公园局的一棵路旁行道树，结果被告上法庭。法官重判该公司罚款8000新元（约4万元人民币），并赔偿7万新元（约合35万人民币）的树木景观价值费。一次司法重判，足以警示众人。

在城市管理的行政架构上，新加坡的各个部门职责非常明确，不单有具体细致的分工，更有精心安排的协调机制，让各个部门互相有力配合。一件事情只有一个专管机构，没有机构重叠、交叉管理和相互推诿的空间。

这和中国目前行政管理体制的责权不清大相径庭。笔者曾走访中国一些城市，看到市政府不仅分别设立了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市容考评、城市管理等决策与协调机构，还有下设办公室分别挂靠在规划、土地、市政、建设等行政部门。多头管理，缺乏有力协调，导致责权不清，人浮于事，有时互相推诿甚至拆台。

笔者曾经询问中国某大城市的停车场管理人员，发现管理机构居然包括交警、市政、建设、规划、城管、交通、财政、物价等众多部门，同时涉及市、区、街道多级部门，横向交叉，纵向交叠，结果大家都可以管，也可以都不管。

精细化管理体现在执行细节中

除了精细的立法与执法，新加坡全国的统一规划也非常精细。一般上，新加坡负责规划的市区重建局对全国都有50年的长期规划，然后细化到10年和5年。全国的规划，细化到每个市镇、每座组屋、每个垃圾站等等，均要求仔细、超前。当然，这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整体规划的严格执行，让整个城市的外观非常整洁有序。路面平整干净，道路尽量以绿化带隔离；户外广告管理严格，很少有各种刺眼的楼顶广告和霓虹灯；各种交通指示牌排列整齐，字体和色彩都非常统一。只有在旅游区和购物区，才会有经过特别允许的少量占据道路的流动小商贩。

走进新加坡市区，你很难发现像香港那样的脏旧楼盘。新加坡的各类建筑物外立面维护如新。由于市镇施工规划得力，新加坡完全没有各种乱拉乱挂的空中管线，所有管线都尽可能一次施工掩埋，以减少对道路使用者的影响。而在中国，为埋设管线，道路被不同部门扒了埋，埋了拔，反复扰民，这些施工队伍被戏称为“扒路军”。

单从停车位来说，新加坡的大型居民区基本看不到车辆胡乱停放。这是因为在大型居民区的规划里，政府一般会按照居民和车辆的比例，建有地面或者多层停车场。据笔者之前和相关政府人员的沟通，他们会测算居民数量、收入情况、公交线路、地铁使用情况等数据，以估算居民的拥车数量。据他透露，经过这么多年的规划经验，现在他们预测新区的居民车辆数字“基本没太大误差”，因此，居民在自己家周围都能轻易找到停车空间。目前在中国，个人车辆暴增，泊车越来越难，有些城市早已出现了代人泊车的行当。

另外，由于新加坡地处热带，居民出行经常要受烈日暴晒或者倾盆暴雨淋湿之苦。所以，在新加坡的组屋区的各个楼之间，各个楼和公交、地铁站之间，购物商城之间，均有精心设计的既可遮阳又可防雨的有盖走廊，形成了市镇内部的步行交通网络，让居民无论晴雨都可以通行无阻。因此，在常有暴雨的新加坡，市民却不太经常带伞。只有心里装着市民，才会有这种体贴入微的设计。

对市镇建设工程，新加坡有极其严格的管理制度。笔者曾访问参与新加坡樟宜机场施工的工程师们，他们对精细化的要求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一次铺设跑道时，数百平方米的水泥预制板之间的间隔出现了两厘米左右的误差，被负责质检的工程师发现，结果整块数万美元的水泥预制板被要求敲碎重铺。这种严格要求，在新加坡市镇建设中被不断重申。

在建筑施工上，新加坡对建筑公司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成功避免了建筑工地扬尘等卫生问题。新加坡的各个建筑工地的出口，总有工人拿着高压水管清洗离开工地车辆的每个车轮，不让工地外的马路沾染工地的泥土。在本身自然水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新加坡愿意花这么多水资源在环境卫生上，足以说明花园城市对整洁卫生高度重视。

新加坡的城市评比是认真的

中国友人曾经问我，“新加坡是否也搞‘双创’（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之类的评比？”

和中国人想象的答案相反，其实新加坡的市镇之间是有内部评比的。但和中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或者“国家卫生城市”那样一阵风式的活动相比，新加坡的市镇评比是常年累月不间断进行的，而检查员们也从不让被调查的市镇知道调查何时何处进行。

在文明市镇的考评过程中，新加坡的考核评议体系非常精细，也非常注重客观性和可操作性。这个考评体系对硬件设施的维护管理和城市的清洁管理两类目标都有非常具体的评分标准，以减少人为因素在评分中的影响。譬如：公共组屋等建筑物是否每五年粉刷一次？公共电梯是否定期维修？电梯损坏后，维修人员到场需多久？公共走廊是否有垃圾出现？组屋和公共空间是否定期用高压水枪冲洗？公共场所是否有吐痰、乱丢垃圾、抽烟等不文明现象？检查员们带着厚厚一大本，逐项评议打分。

为避免说情和突击准备检查等现象，检查员们被要求对抽查时间和抽查范围严格保密。当局也对检查员检查的区域进行不定期的随机轮换，以确保被检查的市镇根本不知道何时被检查、谁来检查、哪个区域将被检查，以此来要求市镇的维护团队（市镇理事会）对整个市镇进行严格的定期维护和卫生清理。而新加坡市镇理事会的管理人员的薪酬待遇，也有一部分和这些硬指标挂钩。

在中国，“双创”往往是当地主要领导的政绩工程，常常是个别人加官进爵的一个砝码。在政治运动式的准备与评比后，城市不久就会恢复旧貌。即使“卫生城市”被亮黄牌甚至摘帽，那也是后任领导工作不力。总之，因为不能从立法与行政上建立根基，不能改变社会惯性与习俗，“双创”的实效有时大打折扣。只有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避免一阵风式的“双创”，才能真正让市民长久受益。

城市管理的政治逻辑

新加坡领导人为什么对城市管理如此重视，如此尽心尽力？

说到底，生活环境是每个市民每天都身处其中、无可避免的因素。为市民提供安全、整洁、卫生、优美的生活环境，就能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和方便，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对选区市镇的精心维护和对公共设施的提升，是新加坡执政党用以争取民心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政府对城市管理的每一份用心，给市民带来每一份方便，都会对得票率有正面的影响。

中共十九大报告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可见管好城市，改善市民生活环境，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的共同目标。在这方面，中国各级政府应虚心向新加坡学习，这应视为1949年中共“进京赶考”的继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热切希望前来新加坡考察的中国参访团员们俯下身来用心学习，把城市治理的真经取回去，而不是走马观花、东施效颦，更不是以学习考察之名，行观光购物休闲之实。

究其本质，城市管理关乎民心向背，关乎政治合法性，兹事体大，岂能不鞠躬尽瘁？

（万佳葆系 ；郑维系新加坡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