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美国军方把战略传播上升到较高战略地位：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战略传播列为八大国家力量之一。战略传播概念引入国家安全领域后，引起了台湾军方的高度重视。在美国军方的援助下，台湾军方积极探索战略传播，将其视为台湾软实力和政治作战的重要载体，建立了“战略传播运作机制”，将其纳入2013-2017年间的历次演习中，并逐步扩展到战略执行单位和联兵旅层级。

一、台湾军方对战略传播的引介研讨

台湾军方是在21世纪新型战争背景下认知战略传播的，认为要在人心争夺战中获胜，武力不可缺少，然而让对手意志屈从的手段与工具也同样重要。以影响意念、思想、价值观为主的战略传播，在信息時代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因此，台湾极力推行战略传播与政治作战相融合，强调“战略传播即是政治作战的同义词”，但战略传播可以弥补政治作战体制上的弱点，有助于加强对内沟通，以产生对外的战略效果。在台湾军方，广义的战略沟通包括舆论、军文关系、组织文化、跨部会协调、民事工作、文宣心战等，几乎囊括物质手段外的诸般作为。

台湾军方认为，信息化因素介入战争行动，导致战术性力量上升为功能性战力，所以战略传播是全程战略行动网络的链接器。为此，军方领导人反复要求全军“重视战略沟通，精研战术战法”，要求“对官兵之沟通、传播能力，必须如同飞行员之空战技巧、水手之掌舵方法，乃至步兵之冲锋射击等作战技能一样，有计划地训练、整备、演练、检讨”。不仅如此，战略传播概念已获台湾政治领导人重视。2015年5月，民进党党魁蔡英文写道：“战略传播的成败将攸关重大国防政策的推动，也攸关国人国防意识与对国军的支持，更会是在遭遇敌人武力恫吓或入侵时，维持抵抗意志与民心士气的关键。”

二、台湾建立“战略传播运作机制”

2013年10月，台湾国防部宣布已建立“战略传播行动方案”，并于同年成为“汉光二十九号”演习的验证重点之一。2015年，战略传播贯穿“汉光三十一号”演习全程，马英九更以台湾三军统帅的身份前往视察。此外，台湾政治作战总队还与美军太平洋舰队第七心战群“缔结姊妹盟”，共建战略传播平台。

台湾国防部政治作战局和政治作战总队是台湾战略传播体系运作的主要单位，并与外交事务部、侨务理事会、教育部、文化部及其他机构合作，以促进“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军方内部，军事发言人室是台湾军事新闻发布的决策机构，而负责执行军事新闻报导任务的则是《青年日报》、汉声广播电台及军事新闻通讯社。台湾国防部还在各军种司令部与各军团设立公共事务组，负责开展具体的战略传播活动。

台湾十分重视战略传播人才的培养，认为战略传播是军人及外交人员的通识学养。2002年起台湾国防部和外交部每年遴选数名官员参加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培训项目（涵盖战略传播）。国防部还在军队及军事院校开设相关课程，多次举办战略传播学习讲座和相关研讨会。从2014年起，台湾国防部已连续四年举办高级别专题讲座。

三、台湾军方对战略传播的实践

台湾军方兼顾战略传播的内外功能开发。对外，“国军”是在台海战争语境下研讨并实践战略传播的。台湾国防部前副部长陈永康指出：“面对现代战争发展趋势，战略传播已成为战场经营的延伸，国防部依据台澎防卫作战需求，持续完善战略传播机制，并推展至各战略执行及联兵旅级单位，目的在统合现有传播资源，平时导引舆论、巩固军民心防，战时协调一致性信息及军事行动，争取国内、外民众支持，强化国军联战效能，以创造胜兵先胜的有利机势。”

2015年以来，台湾国防部的战略传播活动更注重新媒体表现方式，为争取民众对国家和军事战略目标的理解和支持，连续发布《守护家园》《精练国军》两部网络影片，后者发布1小时即吸引16万人点阅浏览，成功验证战略传播的主流模式。

2017年8月，台湾举办了“国军106年战略传播机制示范观摩讲习”，总结并推广近年探索战略传播的经验。但是，台湾的战略传播体系囿于军事层级，未能上升到国家层面。台湾军方在实施战略传播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只有高层或政治作战人员才了解战略传播，其他人员对战略传播知之甚少。台湾战略传播与政治作战深度融合，战略传播由政战系统运作，结果导致与民众互动沟通的政战兵力不足，未能取得民众充分信任。另一方面，因受单向传播的保守思维约束，决策者不易掌握传播对象特性。战略传播促进对各种战略性挑战做出恰当、及时和有效的反应，但恰恰因为战略传播与政治作战纠缠不清，削弱了战略性思考与沟通的能力。

战略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建设和政治合法性维护，还关乎国家的软战争实力，关乎国家战略的实现。在信息超载、渠道混杂的今天，我们急需一种新型的机制和工具来统合政策、计划、项目、行动和信息，以实现各种影响力的融合与倍增。在这一方面，台湾军方对战略传播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系海南大学2015级新闻与传播硕士研究生）